九游网页版-沙特超＞法甲！C罗预言成真&推射破门利雅得胜利2-1图卢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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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当日本法西斯开始把侵略的屠刀伸向中国人民的时候，为了征服中华民族的民心，除了派来260多万军队赴华，还派了大批的宣抚班，大吹大擂，以“恩威并济”、“以华治华”、“教化安抚”和“剿抚兼施”的手段，在大屠杀之后，绥靖地方，宣传“同文同种”、“中日亲善”、“皇军仁政”、“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动宣传，欺骗麻痹我国军民的反抗意志。当然，这些跟在大炮后面的心战特务，最终没有征服中国人民的心。

　　那么，什么叫“宣抚”？宣抚班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他们靠怎样的手段收买人心？他们又是如何搜集情报的？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日军侵华的软刀子——心战特务组织

　　何谓“宣抚”？ “宣抚”这个词起源于中国唐朝的“宣抚使”，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地方安定工作的高级军官。日本侵华时使用“宣抚”这个词，是故意取唐朝的意思而用之，意味着日本把中国沦陷区作为日本的“地方”，并加以巩固和安定，具有赤裸裸的殖民侵略的含义。把“宣抚”二字拆分看，也是“宣传”和“安抚”的意思。

　　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活动，一开始就是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他们非常重视在中国沦陷区的宣传，称之为“思想战”或“思想宣传战”。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后，日本出版了不少诸如《战争与思想宣传战》等专门著作。日本的“思想战”按其不同的对象，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面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阶级的，在这些人当中进行“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皇道文化”之类的宣传渗透，拉拢亲日势力，培养和扶植汉奸。另一部分，是面对沦陷区普通老百姓的。而所谓“宣抚”，指的就是面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宣传活动。

　　宣抚班直接隶属日本各驻华派遣军总部。如华北地区的日本宣抚班隶属于华北派遣军参谋部。他们随军行动，深入民间，专门从事“招抚”、“安民”、“建设”各种工作，以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桑木本部队的文件上说：“宣抚班的宣传材料，其价值和步兵的弹药相等。因此部队长须经常注意补充散发材料……务使对民众尽力宣传，不至于有远恨。”由此可见日军对宣抚班的重视。

　　日本宣抚班的华北总部设在北平，指导者为华北最高指挥官核山部队宣传指挥班，而太原、济南、天津各大城市，都设有本部，支流遍布各县、各乡，并配备有少数武装，伪地方政府与维持会都要秉承其意志。

　　宣抚班主要有五大种类：宣抚指挥班，受各方面军的参谋主任指挥；一般宣抚班，受宣抚指挥班指挥，同时并受该部队长官的命令；随军宣抚班，紧随部队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下；固定宣抚班，逗留在某一地点作深入的宣抚；临时宣抚班，遇各种临时突发性事件而组织起来的宣抚队。据1939年2月统计，这种临时宣抚队在山西有132个之多。

　　从事宣抚活动的日军，有专门的编制，其成员统称为宣抚官。宣抚官由日本士官和汉奸两部分人构成。宣抚班设正副班长各一人，均由日军充任。其下设有日籍宣抚官、宣抚员，中国籍宣抚官、宣抚员和情报员。宣抚官的级别有“部员”、“雇员”，部员高，雇员低，日本人都是部员，中国人大部分是雇员。由于从事宣传活动的特殊需要，日本“宣抚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的会写会画，有的能言善讲，有的懂得医疗。

　　宣抚班中还接纳了一些汉奸，其中许多人是所谓的“满人”，即会讲日语的“满洲国”人，被日本宣抚官称之为满人宣抚官，他们主要承担情报密探和翻译工作。据1941年出版的《敌我在宣传战线上》记载，参加宣抚班活动的人员，多半是一些原先在伪满洲国做过宣抚工作的，南满铁路会社的社员，还有一部分最新人员，是日军开办的“军事训练所”和“宣抚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宣抚官”，也有一些日本浪人参加，负责指导工作，据1940年统计，参加华北宣抚班的汉奸已有1000多人。

　　宣抚官穿伪满的协和服或穿日本军装，宣抚班班长和宣抚官都带“大日本军宣抚官”袖章，袖章白底红字。给养由各地日本警备队供应。各地宣抚班受各地日本警备队领导，如日本警备队出发“讨伐”或“扫荡”，即通知宣抚班随军做宣抚工作。宣抚班也可根据需要，请求警备队派兵保护到各村做宣抚工作。

　　各个日军部队的宣抚班的组织系统是很庞大的，如日军梅津部队宣抚班内分7个系：计划系，负责计划全班的一切事宜；人事系，负责人事调动和薪水增减等；宗教系，下分佛教、道教、回教、孔教、蒙教5组；映画系，专门负责摄影和放映电影的事情；资财系，负责向民众散发物品；宣传系，专门负责编辑出版的责任；庶务系，专门负责后勤工作。

　　此外，宣抚班如果在一地逗留较久，即招收忠实可靠的汉奸，对他们进行训练，帮助日军开展当地的宣抚工作，同时，在日军占据点内，有固定的“军宣训练所”与“宣抚训练班”。其训练课程有12种，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宣传策略及其对策、中国的风俗习惯、特殊情报网的组织、秘密结社、中国的社会机构和民族心理等等。

　　1938年4月至5月，山西阳曲县日军办了个“宣抚训练班”，对一些地痞流氓、小商贩组成的汉奸进行培训。据汉奸贾万海回忆：第一个日本宣抚官向他们讲“满洲国”出产着许多农作物的良种，而且耕种不用牲畜，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一点儿也不费力，将来中国变成“王道乐土”后，也可以那样。第二个日本宣抚官讲中国可怜得很，只有一种单线的铁路，日本的铁路非常阔，有复线的，有复复线的，有四线的，更有六线的，将来要这些汉奸们去东京游玩参观，不花钱的。说来说去，最后要汉奸们爱护同浦路，不要让过路的人在铁路附近走，不要在铁路附近五里内种高杆庄稼，只可以种土豆、大豆，因为恐怕“匪徒”藏在里面打劫。第三个日本宣抚官则传授汉奸工作的方法。

　　宣抚班的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但它离不开特务工作，以达到相互配合的功效。

　　首先，为了监控民众，强化对中国人的统治，宣抚班联合日本宪兵队设有特务机构，负责搜集情报。班里设有一名宣抚官，专门负责该事务，在宣抚班的办公费中也有一笔情报费，用来临时雇用一些地痞、吸毒者充当密探，到各处刺探情报。密探们没有固定工资，根据情报价值付款，重要情报钱多，一般化的就钱少。各汉奸村长有事无事，每天都要到宣抚班送条子一次。

　　各车站都设有宣抚班，车站前的各家客栈每晚要往宣抚班送旅客登记簿，日本宣抚官看过后，便根据旅客的原籍和经过的地方，传唤旅客打探消息。有时旅客不说或者说没有游击队或八路军时，宣抚官便殴打旅客。各县宣抚班对邮局信件有时也进行检查，检查后盖上章方可发出。在检查中，如发现内容有问题即马上扣押，尤其特别注意来自重庆的信件。通过以上各种形式搜集来的情报，汇总后送交日本警备队和宣抚指挥班。日本特务机关还通过宣抚班对占领区伪政权与汉奸组织的一切工作进行监视。宣抚班驻地的伪军政警头目都要定期向宣抚班汇报工作。

　　其次，宣抚班极力宣扬伪政权的“德政”，普及“防共”思想，提倡“中日亲善的协和精神”，灌输安分守己做“新民”的奴隶意识。宣抚班有时也做些表面功夫。例如有的士兵上街买东西不给钱，随便打人等，宣抚班接到群众投诉后会象征性地处罚一些士兵。宣抚班明白把实际利益和“思想战”相结合，利用沦陷区老百姓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向他们施以一点小恩小惠，宣传效果更好。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或一点食盐，给小孩一块牛奶糖或一块点心。还有专门的所谓“医疗宣抚”，即给患病的老百姓打针吃药。而施小恩小惠、发“良民证”和进行奴化宣传，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当老百姓收到小东西显出不好意思的表情时，宣抚官就趁机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如何是恶党，像他们那种欺负良民的人，应该快消灭光。……八路军终究会失败，他们没有飞机、大炮、重机枪”。

　　宣抚班对老百姓进行的奴化宣传教育，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自办新闻小报，并且把新闻小报送到各家各户，还在街头朗诵。另外，还有到各村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日本宣抚官川夜濑不逢的《宣抚行》记载：“从昨天开始的读报和放映的慰安电影看，非常地受欢迎。作为会场的女子学校挤满了民众，他们在画面上看到了我们的宣抚工作的情况，似乎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拼命地费尽口舌，其效果也不及如此。”

　　宣抚班在进行奴化宣传时，特别注意以儿童和少年为对象。宣抚班在河北曲阳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菜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成员达到30多人，称为“少年吃饭队”。宣抚班在江苏宿迁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做日语教师。驻深圳日军的宣抚班长叫龟山，他在养生街设立了一所日语学校，强迫小学生入读，开始许多学生不愿入学，日军便拿着枪和伪维持会的人到各家各户“动员”，并以每人每周发3两米作诱饵，软硬兼施，逼迫学生入学。当时许多人家饥寒交迫，看在这3两米的份上，含泪把孩子送进了日语学校。

　　日本宣抚官小岛利八郎说：“要真正地把握中国的儿童，真正地把日本的伟大精神植根于中国儿童，就必须首先牢牢把握与儿童接触最多的中国教师的心。”可见，开办日语学校，是宣抚班对当地师生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途径。

　　日军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宣抚”活动，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从近处而言，就是破坏抗日的群众基础，破坏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直接为日军的军事侵略服务。为此，他们还扶植成立诸如“治安维持会”、“新民会”等汉奸组织。小岛利八郎在自己的回忆录《宣抚官》中记载了日军在安徽亳县扶持成立了汉奸武装“警备队”，编成两个中队。平时由日军宣抚班进行军训，还对他们“施以东亚新秩序的理念为中心的教育”，战时则充当日军的帮凶。

　　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后，宣抚班带着医护人员，除救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假惺惺地对中国伤病群众进行救治，借以规劝老百姓做“皇军“顺民，奴化中国人。

　　日军占领南京后，有20万中国难民流离失所，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为了补助居民，交给以德国人约翰·拉贝任主席的国际委员会20万大洋和1万袋大米。国际委员会在1937年11月下旬设立了南京难民区，将残留的20万难民收留在内。但南京是消费城市，物资储备匮乏，加上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全部由日军接管，结果使得1938年年初难民粮食问题十分突出。

　　为了借此机会从国际委员会中夺取救济难民的实权，南京宣抚班向日军申请将其管理的物资无偿提供给他们。从1938年1月15日起，日军免费拨给宣抚班大量米面，在宣抚班的指导下，通过汉奸组织，一部分分配给了身无分文的贫困难民，其余的出售给一般难民，以笼络人心。

　　说到底，宣抚班就是在日军占领地区实施殖民军政统治的别动队。江苏吴县抗日烈士金增奎，就惨死在日本人设在苏州的宣抚班中，尸骨全无。金增奎是江苏苏州斜塘人，18岁时，经亲友介绍赴山东明水煤矿工作，后又到天源公司当职员。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斜塘，加入忠义救国军，并以在家“养病”为名，为抗日武装搜集、提供情报并筹集军用物资。

　　1940年农历七月初五上午，金增奎在家与战友商量事情，日军宣抚班得到消息后，派一小队宪兵自苏州开着小汽艇到斜塘捕捉金增奎等人。待日兵破门而入时，金增奎与战友随即翻墙而逃，战友成功逃脱，金增奎被捕。被捕后他当即被绑在屋前的柱子上。日军搜寻房间时，发现几袋麻筋草鞋，怀疑是军用物资，于是连人带物押上汽艇，带往苏州，被关押在苏州日本特务机关内，惨遭严刑拷打，一周后即被处死，尸体被丢入硫酸池中销毁。

　　1938年，日本随军作家石川达三撰写的8万多字的《活着的士兵》描写了宣抚班随军僧的兽行：随军僧片山玄澄接受过高等教育，文质彬彬，斯文有礼，他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杀了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还有一次他竟然一口气杀死13个中国俘虏。该书因为在客观上起了揭露日本侵略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作用，遭到日本军部的查禁，作者被逮捕，后来被判处徒刑4个月，缓期3年执行。

　　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活动，规模很大，为害甚烈。如果说，日军的武装侵略、烧杀抢掠是对付中国人民的硬刀子，那么，“宣抚”活动则是对付中国人民的软刀子，软刀子也是刀子，甚至更为阴险恶毒，杀人不见血。他们从精神上毒害，从政治上压迫中国人民。他们在占领区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造谣惑众，蛊惑人心，软硬兼施，又拉又打，分化当地老百姓的抗日斗志，成立汉奸组织，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提供情报，离间、破坏民众和抗日军队、特别是八路军的关系。

　　不论是一般的日本军队也好，还是宣抚班也好，作为侵略者，实质并无区别。宣抚班不过是装扮成“救世主”和“文明战士”的文化侵略者罢了。实际上，宣抚班在沦陷区所作的一切，无论是怀柔策略，还是杀人强奸抢劫，只是形式不同，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中国的占领、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奴役。“宣抚”那文质彬彬的名称下，掩盖的其实是血淋淋的罪恶。

　　《钟山风雨》赖晨